中美貿易摩擦深層根源是美市場經濟局限性

大航海地理突破后形成的世界市場,使資本主義獲得了在全球市場獲取要素資源的能力,繼而以南美貴金屬、亞洲香料、非洲黑奴貿易為依托的世界貿易體系和特色種植園經濟得到發展,并最終演化成現代國際貿易和特色農業經濟和產業分工。
美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享有資金、技術、管理等優勢,在國際分工中占據著金融、IT、醫藥等科技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并藉此形成了國內收入水平的高標準和服務業的高價格。然而,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的方式必然導致市場會出現周期性失靈,資本密集型主導的生產過剩,進而引發供需矛盾,資本主義賴以維系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機制也就無法繼續運行。
隨著國內民粹主義盛行,美國開始趨向保守型對外經濟政策,“美國第一”的原則轉嫁國內經濟負擔,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使得抬高進口關稅和與歐盟、日本、中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減免部分貿易逆差成為核心經濟政策。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產業發展逐漸從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型,從加工貿易向服務貿易轉變,從手工裝配向技術創新為主導的全要素生產力方式推動要素市場的整合轉變。升級的產業結構搶占了舊貿易體制下的美國優勢產品的出口份額,使美國感受到了貿易層面的壓力。
筆者認為,中美貿易戰本質是兩者市場經濟制度發展階段的不同。首先,中國處于市場經濟體制形成過程中,而美國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市場經濟高度發達。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后,積極探索市場化實踐方式,通過對外開放和自由貿易口岸建設,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探索,融入到外向型經濟的實踐中。美國已經通過世界貿易體系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貿易與金融制度,并將美元打造成構建世界SWIFT核算價值的世界貨幣,影響國際大宗市場價格和要素價格,而中國的崛起和人民幣的國際化使美國感受到壓力。
其次,中美貿易戰是兩者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的。中國在較長期發展中以加工外包的中國制造為主,隨著中國的新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調整,美國出現一定程度的不適感。
中國在國際組織的參與形式上表現為加入WTO等貿易組織并積極引導RCEP等與東盟、非盟、東北亞等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自由貿易談判,通過更好的維護自由貿易實現國家發展和工業制成品同步輸出,實現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目標的中國工業化進程又好又快發展。
而美國在奧地利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影響下長期以來金融業和服務業維系國民經濟運作,出現了大批量的制造業等生產型企業的產業缺位,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產業空心化的傾向使得美國制造業等高就業率的產業逐漸向邊緣國家轉移,這影響了美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指數,加之中國在市場化探索的全球要素整合過程中將觸角深入了部分美國的“傳統勢力范圍”,所以貿易沖突逐漸加深。
筆者認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中美兩國合作共贏仍然是主基調。中國應繼續拓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并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使區域發展與中國發展同步,互聯互通共享中國發展成果,更好地解決發展中國家發展路徑問題。
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市場機制和自由貿易的多元化探索中強調互聯互通與國家信任,樹立正確的亞洲安全觀。在地區經濟發展中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理念出發,對中國的國內國際兩個市場進行整合。
繼續擴展自由貿易區的范圍,加強與東盟、歐盟、非盟等貿易談判,尤其是一些鄰國、盟國以及關稅共同體的國家和區域組織之間的談判,力爭實現關稅“歸零”。在出口加工型貿易向服務型貿易轉化的過程中,強化科技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從結構性層面改革市場經濟制度,更好的融入世界貿易體系,在促進要素全球流動等方面與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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